春秋末年，晉王室大權(quán)旁落，六家大夫爭權(quán)奪利相互殘殺，范氏、中行氏、智氏先后滅亡，趙襄子殺智伯（智瑤），漆其頭顱為飲器。士人豫讓先事范氏、中行氏，后歸智伯，深得信用；智伯死，乃易容改面，決意刺殺趙襄子為智伯報仇。一日，趙襄子出行過橋，豫讓匿于橋下行刺，馬驚，被搜捕。趙襄子問：“你曾事范氏、中行氏，智伯殺了他們你不報仇，反而投靠智伯；我殺智伯，你為何不顧生死為他報仇呢？”豫讓說：“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于是請刺擊趙襄子衣袍以代其身，趙襄子感念豫讓忠義，乃脫衣袍掛于樹枝，讓他刺擊以遂其志。豫讓咬牙切齒，瞋目流血，拔劍三躍而擊之，然后仰天大呼：“吾可以下報智伯矣！”伏劍而死。
士，是歷朝歷代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士人們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治國才能，出類拔萃者甚至有經(jīng)天緯地之才、神出鬼沒之機。但他們又居于社會底層，只有借助帝王將相之類強權(quán)人物的提攜重用，才可能出將入相，實現(xiàn)抱負(fù)，否則只能空懷壯志，老死林泉。因此，士人們對提攜信用自己的“知己”，往往會以死相報，所謂“士為知己者死”，體現(xiàn)的正是這樣一種因果關(guān)系。豫讓以死為智伯報仇，就是因為“智伯以國士待我”，知遇之恩不同范氏、中行氏。
《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對豫讓持肯定態(tài)度，以表明豫讓的俠義行為符合知恩必報的處世操守。豫讓之后，又輯錄了20多位“士為知己者死”的義氣之人，其中最著名的，當(dāng)數(shù)諸葛亮、王猛、褚遂良三人。
諸葛亮出山前，雖然“自比管仲、樂毅”，人稱“臥龍”，也不過是南陽一農(nóng)夫，是劉備的知遇改變了他的命運，先為軍師，繼任丞相，終于大展宏圖，名揚天下。公元223年3月，劉備托孤諸葛亮：“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如此以家國相托，說明劉備對諸葛亮極其信任，毫無嫌隙。諸葛亮決心以死報答劉備，流涕回答：“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這時蜀漢國力衰弱，北伐中原已無勝算，但諸葛亮為實現(xiàn)劉備遺愿，“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連續(xù)六次親率大軍北伐，直至歿于軍營，實現(xiàn)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夙愿。
十六國時，士人王猛貧賤，但博學(xué)好兵書，得遇前秦（氐胡政權(quán)）國主苻堅。苻堅“一見如故友，語及時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大加信用。短短兩年之間，王猛以白衣之身官拜丞相，執(zhí)掌權(quán)柄。氐族宗親勛貴不服，姑臧侯樊世譏諷王猛：“吾輩耕之，汝食之邪？”王猛訴于苻堅，苻堅大怒道：“必殺此老氐，然后百僚可肅。”次日朝會，樊世向王猛尋釁，竟揮拳相向，苻堅立命斬樊世于朝堂，此后百官見王猛皆屏息拜服。王猛感念苻堅知遇之恩，執(zhí)政十五年無一日懈怠，刷新吏治，打擊豪強，興復(fù)儒學(xué)，勸課農(nóng)桑，整軍經(jīng)武，征戰(zhàn)疆場，輔佐苻堅統(tǒng)一了北方，終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唐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托孤于中書令褚遂良。褚遂良以書法聞名，因唐太宗喜書法而得信用，剛直敢言，十年官至中書令（主管朝廷事務(wù)的最高長官）。六年后唐高宗李治要廢王皇后改立武則天，百官無人敢言，褚遂良明知勸阻必惹禍上身，但自言：“我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于是勸諫李治：“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zhí)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李治不悅。次日褚遂良又直諫：“陛下必欲易皇后，何必武氏！武氏經(jīng)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叩頭流血。武則天在簾后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大罵：“何不撲殺此獠！”遂貶褚遂良潭州都督，再貶桂州都督，又貶愛州刺史，褚遂良坦然承受，死于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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