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唐代高僧�！吨袊鴼v代名人辭典》注：玄奘本姓陳，名祎，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人，通稱三藏法師，俗稱唐僧。著名佛教經(jīng)典翻譯家，中國佛教唯識宗創(chuàng)始人。唐代佛教盛行，但眾說紛紜，他決心赴天竺（今印度）學習以求解答。唐太宗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出玉門關西行，至天竺那爛陀寺，從戒賢受學。后歷游天竺各地，與當?shù)厣娹q論，名震五天竺。歷時十七年，于貞觀十九年攜經(jīng)返回長安，專事譯經(jīng)工作。譯出經(jīng)、論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豐富了祖國文化寶庫，并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貴典籍。所撰《大唐西域記》是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等地的重要歷史資料。由于成就卓越，歷經(jīng)艱難險阻，民間將其故事夸張描述，形成許多文學作品，如《西游記》。
這就是玄奘，地位不可替代、功績不可磨滅的中國歷史文化名人。但令人費解的是，《資治通鑒》里竟沒有玄奘的記載，連玄奘的名字都未出現(xiàn)。我們不禁要問：玄奘哪里去了？是玄奘沒有資格入選《資治通鑒》，還是編者的疏忽遺漏？顯然都不是。答案只能是司馬光故意刪除了玄奘。他認為佛教對治國安邦有害無益，而玄奘在唐朝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都與其過從甚密，稱其為“國寶”，他不愿如實輯錄玄奘，是不想讓宋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熟悉玄奘，走近佛教。司馬光這種編撰思想，在《資治通鑒》對歷史資料的選擇中多次出現(xiàn)，刪除玄奘則走向了極端。如果細心瀏覽《資治通鑒》，會發(fā)現(xiàn)一個鮮明對比：通篇對佛教沒說一句好話；對反佛毀佛，則不厭其煩，津津樂道。其中三例尤能反映司馬光的思想傾向性。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有僧自西域來，自言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蘇醒。太宗使侍衛(wèi)中強健者試驗，果如其言。太史令傅奕不信佛，上奏：“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壓正，咒我必不能行。”太宗遂命西僧咒傅奕。傅奕昂然挺立，口誦孔子之言，西僧反復念咒，傅奕紋絲不動；西僧忽然僵仆，如被重物所擊而死。
唐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四月，綏州（今陜西綏德縣）有流痞名白鐵余，埋銅佛于地，久之，草生于上，乃欺騙鄉(xiāng)人：“我于此望見佛光。”聚眾掘地，果得佛像，百姓跪拜，施舍無數(shù)。白鐵余遂謀作亂，自稱“光明圣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殺官吏，焚民舍。武則天遣右武衛(wèi)將軍程務挺討伐，擒白鐵余，斬首示眾。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一月，功德使（佛教事務官員）奏：“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光），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憲宗遣僧眾迎之。次年正月佛骨至京師，留宮三日，乃歷送各寺，王公士民瞻仰，唯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枯朽之骨，豈宜進入宮禁。請將此骨投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憲宗大怒，將殺韓愈。宰相裴度勸諫：“韓愈雖狂，用心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韓愈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刺史。
這三件事，都對佛教進行了無情嘲弄，符合司馬光的思想，所以他寫得繪聲繪色、活靈活現(xiàn)。但我們要公正地說，這與玄奘的卓越功勛和歷史地位實在不能相比，為何棄大取小呢？
反對佛教，是北宋知識分子總結唐代、五代崇佛過盛的教訓，為治理國家提出的一項政策，對玄奘的態(tài)度，就是這一政策的縮影。后晉劉昫等編撰的《舊唐書》對玄奘有詳細記載，北宋歐陽修等編撰《新唐書》時卻刪除了玄奘，因為他堅持反佛。司馬光師承歐陽修，所以《資治通鑒》里沒有玄奘。
玄奘是善良的僧人，沒有什么可怕，佛教也非一無是處。司馬光因為自己的思想傾向而罔顧歷史事實，把玄奘從人們的視野中抹去，確實不夠高明，也不夠光明。從這個角度說，《資治通鑒》還算不上完美，是有嚴重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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