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四年(1044年)仲夏時節(jié)，范仲淹的忠實支持者石介和富弼忽然成了一起“謀逆”大案的主角。面對這些指控，石介和富弼簡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事情是這樣的：臺官們不知從何處得到了一封據(jù)說是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信中的意思是，要把仁宗廢掉，另立新君。石介根本沒有做過這種事，當然不會承認。但那信上的筆跡，確實很像石介的字。宋仁宗當然不會相信，但面對證據(jù)也無可奈何。其實，這一切都是夏竦搞的鬼。由于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他丟掉了樞密使一職，石介還說他是“奸魅”。受此奇恥大辱，夏竦當然不甘心，就唆使婢女模仿石介的筆跡�，F(xiàn)在，這種模仿的筆跡終于派上了用場。
這個案子一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說法都有。有人甚至無中生有，說范仲淹的革新措施不是為了朝廷，而是為了個人攬權(quán)，擴大了相權(quán)就是為了架空皇上。作為皇上，宋仁宗對范仲淹他們是相信的、支持的，但他們干的事有這么多人反對，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有些謠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做皇上的，對一些可疑的事情必須防患于未然。既然雙方鬧得不可開交，那就把這些風口浪尖上的人物挪一挪地方。朝政革新嘛，也不急于一時，況且西夏人也不鬧了，也乖乖地和大宋做起買賣來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仁宗歷來是個好皇上。好皇上做事，總是要顧及大多數(shù)人，愛民如子不好做，愛官如子總能做到吧？這一切都做不到，息事寧人總可以吧？想到這里，仁宗心里就開朗了。富弼和范仲淹看出了皇上的意思，都主動要求去邊地。仁宗一看他們這么知趣，便就坡下驢，批準了他們的請求。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本來是范仲淹的同僚，當初皇上挺范仲淹時，這二位也挺范仲淹，皇上不挺范仲淹時，他們也就挺范仲淹的對手。做臣子的，要以皇上的意思為意思、以皇上之挺為挺，要悲傷著皇上的悲傷、痛苦著皇上的痛苦。范仲淹一離朝，風氣大變，那些參與慶歷新政的人，都倒了大霉。章得象和賈昌朝對革新人物當然是不會客氣的，因為他們早就知道，范仲淹之流成不了什么氣候。
慶歷五年（1045年）初，宋仁宗迫于壓力，廢除了所有的新政�；噬系倪@一措施立刻得到了高級官員們的擁護。不恢復祖宗舊制，子弟們有什么出路？該恩蔭的還是要恩蔭，該推薦的還是要推薦，子弟們出路不解決，做官的人有后顧之憂，就不能全心全意為朝廷服務。范仲淹之流，擅改祖宗法度，混亂朝政，理應受到懲罰。最終，范仲淹被貶為邠州（今陜西省彬縣一帶）知州。
這時的范仲淹已近58歲，在古代，這個年紀可不算小了。冬天到了，刺骨的寒風呼嘯，他的身體實在有些受不了。好在朝廷比較仁慈，把他調(diào)到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做知州，這里比邠州稍微暖和一些。其他參與慶歷新政的人也都紛紛被貶，富弼到了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歐陽修到了滁州（今安徽省滁縣），滕宗諒到了岳州（今湖南岳陽一帶），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被任命為杭州知州。他自己出錢買了千畝良田，田地的所有收入都用來資助貧困的范姓子弟，助他們讀書，幫助他們進行婚喪嫁娶。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被任命為青州知州。這年冬天，他生病了。第二年（1052年），他又被調(diào)至潁州�；拭y違，他帶病赴任。到徐州時，他實在支撐不住了，于五月二十（公歷6月19日）辭別了人世，終年64歲。
范仲淹一生清廉，家中已經(jīng)沒有什么積蓄。范仲淹逝世的消息一傳開，大宋官民無不悲悼，就連西夏人都舉行了哀悼儀式。范仲淹所任職之處，老百姓失聲痛哭。根據(jù)范仲淹本人的遺愿，家人把他葬在了河南洛陽伊川。
仁宗皇帝得知這個訊息后，哀痛不已，追贈范仲淹為兵部尚書，還親自為范仲淹書寫褒賢碑文。紀念范仲淹的碑文由歐陽修歷經(jīng)兩年撰寫而成。
范仲淹才高八斗、才華橫溢。他的《岳陽樓記》多次被編入大學、中學教材，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由于境界高超，被人廣為傳頌。他的詞作《漁家傲》《蘇幕遮》等，蒼涼豪邁、意境闊達，被人歷代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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