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高人雅士的意識深處，菊花是人格的象征，他們將自身的價值取向投射到菊花上。在吟詠菊花的過程中，體驗和感悟著人生。這種獨特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構(gòu)成了中國式的人文精神。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殉道者的信仰
在中國歷代進步文人的身上，存在著一種特立獨行的品質(zhì)，守死善道的精神。它的產(chǎn)生，同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有關(guān)。這種品質(zhì)首先表現(xiàn)在堅持真理，不從惡、不同俗的行為方式上。與這種氣質(zhì)品性相比較，菊花也具有類似的稟賦。菊花獨榮于秋天，不與百花爭喧，自開致謝，花蒂始終長于枝上而不凋，鐵骨霜姿，高潔雋逸。因此，人們常把菊花比作立身剛正，不趨炎附勢的君子。而這樣做的第一人，則首推屈原。
屈原生當戰(zhàn)國末世，作為楚國的三閭大夫，懷抱經(jīng)世之才。他“明于治亂，嫻于辭令”，不忍目睹江河日下、土地日侵月削的現(xiàn)狀，欲推行其賢人政治以救國難，卻遭到令尹子蘭等當權(quán)派的嫉恨，遭到流放。當時有人勸他同流合污以免禍，但他終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垢”，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自命其品質(zhì)高潔，最后投汨羅江而死，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為追求信仰而死的第一人。
屈原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行為方式，對后世文人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明知與司馬氏黑暗政治對抗不會有好結(jié)果，卻仍然在所不惜，便可看作是此種精神的延續(xù)。至于明朝的方孝孺、清代的海瑞，公然與強權(quán)對抗，則更是此種精神的體現(xiàn)。
當然，屈原對后代文人的最大影響，恐怕是一種精神的感召。人們敬仰屈原的為人和品德，同時也接受了他的愛好。從此菊花成一種崇高氣節(jié)的象征，成為人吟詠不盡的對象。李白就以“手持一枝菊，調(diào)笑二千石”來表達他糞土王侯、傲視權(quán)貴的思想。同為唐人的吳履壘所作的《菊花》詩，則更代表了志士的一種精神追求：“粲粲黃金裙，亭亭白玉膚”，說明美德與生俱來；“極知時好異，似與歲寒俱。墮地良不忍，抱枝寧自枯”，則表達出賢才雖不遇于時，卻不愿和光同塵，寧可以身殉道的高尚情操。
和以上這些仁人志士相比，另有一類人物則可稱為文化殉道者。他們往往生于滄桑巨變，文化命脈轉(zhuǎn)移之時代，其安身立命之文化傳統(tǒng)已面臨時代風波的巨大沖擊，然而他們并不愿放棄自己的理想以趨時，便用以身殉道的方式作為心靈歸宿。近代學人王國維常被看作此類人物的代表。
王國維學問淵博，兼通中西，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可惜生于風雨飄搖之時代，其所認同和安頓精神的傳統(tǒng)文化理想已如明日黃花，漸行漸遠。偏偏他又是一個清醒之人，深知時代之變化不可逆轉(zhuǎn)，遂選擇以生命來擁抱自己的理想。陳寅恪說：凡一種文化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已之心安義盡也。
這段話，即是對王國維悲劇的一種解釋，也反映出處于時代裂變時期一批文化殉道者的普遍心聲。文化殉道者的悲壯，恐怕更甚于理想的追求者。畢竟，理想的追求者是不乏同道，不乏知音的。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文人的傲骨
在中國進步文人身上的那種特立獨行的品質(zhì)首先表現(xiàn)為不從惡、不俗，堅持理想等方面，它的另一種表現(xiàn)則體現(xiàn)在不與缺少誠意的統(tǒng)治階級合作的傲骨上。這種行為不同于直面的對抗，而是在面對功名利祿的誘惑時，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和行為方式。
歷史上的伯夷就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人。孟子稱他為“圣人中的清高者”。據(jù)孟子說：“伯夷眼睛不看丑惡的事物，耳朵不聽不好的聲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喚。天下太平，就出來做事；天下混亂，就退居田野。施行暴政的國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去居住。他認為和不好的人相處，就好像穿戴著禮服禮帽坐在污泥炭灰之中一樣。當商紂的時候，他住在北海海邊，等待天下的清平。所以聽到伯夷的風節(jié)，貪婪的人都變得廉潔起來，懦弱的人也都有了獨立不屈的意志。”
這種精神，與開于山村草澤的野菊之品格，有著某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野菊不求聞達，卻又無處不在，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文人便借物詠志，通過吟詠菊花，來表達自己的愛好。元人赫經(jīng)《野菊》詩云：“安得老瓦盆，對坐澆古月”，表達出不愿為統(tǒng)治階級所豢養(yǎng)，寧做一個心靈自由人的人生理想。明人陳憲章的《白菊詩》，則通過鮮明的形象贊頌了這種追求的崇高：“白菊偏宜素發(fā)，青山只對蒼顏。咽罷秋香滿腹，風吹不到長安。”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回歸自然，物我無間
和積極入世的精神相反，中國古代也有一種消極避世的隱居思想，其主體即為隱士。中國隱士的出現(xiàn)很早，而把隱士思想發(fā)揚光大的第一人，當推莊子。
莊子生活貧困，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不得不向監(jiān)河侯借粟，但他卻不愿為官，屢辭富貴捷徑。他寧愿作一個雖無用卻也不為外物所傷的人，以盡其天年。因此莊子的思想，對中國隱士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些名人如漢朝的張良和三國時的諸葛亮，在成名前后都曾做過隱士，而東漢的嚴子陵則是千古隱士之代表。
嚴子陵少年時代曾與漢光武帝劉秀同學。劉秀做了皇帝以后，非常懷念這位同學，到處查訪，希望他出來做官。但他卻不愿做官，反披羊裘，垂釣于富春江上。嚴子陵的思想，其實和莊周是一脈相承的，“汝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天下已經(jīng)安定，就更不必為富貴而做官了。這種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小，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云：“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足見仰慕之深。
魏晉時期隱士思想與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這時的隱士，已經(jīng)完全沒有了早期隱士反抗現(xiàn)實、潔身自好的精神，反而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某種點綴。而且他們身在朝廷，卻標榜不以俗物累其心，對社會缺少責任感。隨著隱逸風氣的廣受欣賞，隱成為一種社會時尚。
在中國歷史上，作為隱士的陶淵明，受到了眾多人的喜愛，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上，寄寓了中國文化關(guān)于“隱”的理想精神。既有道家返璞歸真，追求自由的理想，又有儒家樂天知命、固窮手拙的精神。
(文章來源出自最開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