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宦官曹節(jié)、王甫以“欲圖不軌”罪名，逮捕長安少府李膺。李膺曾任河南尹，反對宦官專權(quán)，被譽為“天下楷模”，桓帝時被宦官逮捕入獄，禁錮終身;靈帝繼位又得重用，與太傅陳蕃等謀誅宦官，事泄再次入獄。李膺門生遍天下，宦官逐一緝拿追捕，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人范滂名列其中。
汝南督郵(郡守重要幕僚，主管巡視各縣)吳導(dǎo)受詔令逮捕范滂。吳導(dǎo)深明大義，到征羌后懷抱詔書閉門不出，伏床而泣，縣官不知為何。范滂聞知后說：“必然是因為我。”自行投案入獄�？h令郭揖大驚，問明原委后，解下印綬，愿與范滂一起逃亡，并勸告他：“天下大矣，何處不可存身!”范滂斷然拒絕：“我死，此事了矣，何敢牽累大人!又怎能讓老母流離呢!”于是歸家跪告母親：“愿大人割舍母子之情，不可過于悲傷!”母親灑淚曰：“汝今得與李、杜(杜密，天下名士，與李膺同時被捕)齊名，死亦何恨!”范滂跪受教，再拜而辭。路人聞之，莫不流涕。范滂慨然就獄，含笑而死。
在生與死之間，范滂舍棄了生選擇了死，用生命詮釋了孟子“舍生取義”思想的真諦，英名萬世流芳。
義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與仁相比，具有更直接的針對性和更普遍的包容性。因為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與義聯(lián)系交融在一起，所謂“仁義”“信義”“道義”“就義”“俠義”“義舉”“義演”“義賣”等，說明人們的生活是須臾也離不開義的。孟子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對義進行了理論概括和內(nèi)涵凝練，把義提升為生命的火焰和靈魂的閃光。因此當一個人對義的理解達到極致時，就能做到舍生取義。這并非不珍惜生命，而是義的價值高于生命。
《資治通鑒》輯錄了18位如范滂這樣舍生取義的英豪之士。
公元420年，劉裕建立南朝宋政權(quán)，廢東晉最后一位皇帝晉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次年七月，劉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他毒殺零陵王，以絕人望。張偉嘆曰：“鴆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途中自飲毒酒而死。這個張偉是心存大義的，零陵王把國家都送給了劉裕，劉裕為何不能留他一條性命呢!張偉如遵劉裕之命毒殺零陵王，雖能升官晉爵，卻是弒君不義之人;如違背劉裕之命不殺零陵王，自己就是死路一條。在生與死之間，張偉選擇了死，選擇了舍生取義。｜
東晉安皇帝司馬德宗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雄踞荊襄一帶的桓玄、殷仲堪、楊佺期為爭權(quán)奪利而火拼。殷仲堪的咨議參軍羅企生嘆息：“殷侯(殷仲堪)仁而無斷，必然失敗。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果然，殷仲堪、楊佺期兵敗被殺，桓玄獨霸荊州。此時，殷仲堪幕僚皆投奔桓玄而去，唯有羅企生一心料理殷仲堪后事�；感c羅企生有交情，派人傳話：“向我道歉就生，不然就死。”羅企生回話：“殷侯遇我以國士，我何面目求生!道什么歉呢!”遂引頸就戮，終無異詞。羅企生是寧死也不背叛舊主的。
公元580年五月，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宣帝親信劉昉暗結(jié)皇后之父楊堅圖謀不軌，矯詔楊堅任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御史大夫顏之儀常跟隨宣帝，知道這不是遺詔，拒而不從。劉昉等逼迫顏之儀在草詔上署名，顏之儀嚴詞拒絕道：“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劉昉知不可屈服，代為署名。楊堅接著向顏之儀索要傳國印璽，顏之儀又嚴詞拒絕：“此天子之物，宰相奈何索之!”堅決不給。楊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貶西部郡守。次年楊堅篡周建立隋朝，即皇帝位，征召顏之儀還京，晉爵新野郡公，覲見時贊揚他：“見危受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古人所難。”賜錢十萬，米一百石。顏之儀臨死不茍的氣節(jié)，連曾經(jīng)要殺他的隋文帝也是深深欽佩折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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