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抑武開創(chuàng)文官政府新時代
http://funboxpower.com 添加時間：2016/2/26 8:44:39 來源：河南省旅游局信息中心 點擊次數：
對文臣禮遇有加
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刻了一塊誓約石碑，每當有新皇帝繼位，朝拜完太廟之后，必須打開封閉的夾室默誦誓詞，除了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遠遠恭候。正因為如此，只有歷任皇帝才知道誓約內容。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金兵攻占東京（今開封），為了搜羅戰(zhàn)敗賠款，曾打開皇宮的所有宮門，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卷而去，人們才看到此碑。宋太祖在誓碑上命令子孫為皇帝者，要優(yōu)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太祖碑誓”。
宋代統(tǒng)治者對文官的禮遇是其前后各朝所無法相比的。立國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輕殺大臣與言官的“祖宗家法”。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曾說過：“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因此，宋代除了周懷政等叛逆、謀反的“不貳之臣”和宋初的少數貪官污吏外，其余時期，文官們罕有被刀斧之刑者，一般都是貶黜地方，但俸祿照舊。罪大者也不過貶謫到邊遠州軍安置，過嶺（大庾嶺）、過海（瓊州海峽）算是最嚴重的處置，但仍然可以做官食祿。而武將則根本享受不到這樣的“恩賜”，比如一代名將岳飛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的。
宋代統(tǒng)治者在政治上對武臣防范極嚴，動輒生疑懼。反之，如果文官犯罪、貪贓，則是姑息遷就，松之又松，甚至根本不予查處。開國元勛、文官之首的趙普，私自接受錢公式賄賂，而趙匡胤卻是一笑了之。宋代文官在退休（即致仕）后，還可依條例蔭補子孫為官,并且皇帝還會為主動請求致仕的文官設筵餞行，賜詩題字。每逢重大節(jié)禮活動，如祀明堂、封泰山、為皇帝祝壽等，朝廷還常常聘請已致仕的高級文官前來參加。
除了政治上的優(yōu)待以外，宋朝廷還在經濟上給予文官們極為優(yōu)厚的待遇，文官的俸祿相當高，可以說已經達到“高薪養(yǎng)廉”的地步。以宰相和樞密使為例，他們每月的俸錢就達300貫，足夠買上等良田百畝以上。此外還有冬春服裝、隨從人員的費用等。高官如此，低級官員也不差，主簿、縣尉等官每月俸錢也有7貫以上，還有兩三石的祿粟。根據宋史研究專家何忠禮先生考證，北宋前期，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價格在30文到60文的范圍內波動。按常人的消費量論，每人每天需食米1.5升，再加上每人副食品支出10文左右，如果按平均值每斗米價45文計算，一個文官每月平均用在“吃上”的費用大約為425文。最低級的文官縣尉的最低月俸按7貫計算，養(yǎng)活一個10口之家綽綽有余，況且他每月還有至少2石（即200升，可供5人食用1個月）的祿粟。這么一來，高級文官的俸祿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之了。而當時的武將，最高級別的，即三衙之首的殿前司每月只有30貫的俸祿，只相當于文官中一個知縣的水平；而低級武將諸如虞侯等每月僅有3貫的正俸。也就是說光憑月俸,一名低級武將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更別說解決其家人的吃喝了。除此之外,尚有各種名目的恩例，每次數量之多，令人咂舌。宋代宗法思想盛行，一人當官，便往往會有許多親屬聚集在其周圍，少則數十人，多則二三十人、甚至四五十人，全靠當官的一人來養(yǎng)活。蘇軾從黃州貶官至汝州時，隨從者20余人。王安石在其《上執(zhí)政書》中，也稱自己內外數十口。這幾十口人都是靠他養(yǎng)活的。
宋代的文官不僅任職時經濟待遇很高，就是其致仕后經濟待遇也是不低的。宋代不但給致仕官半祿，而且發(fā)放原有體料衣賜一半。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詔令正式規(guī)定：“應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并給半俸，以他物充，于所在州縣支給。”職事官致仕后領取半祿，至此成為有宋一代的定制。在規(guī)定的體祿、職錢外，宋代文官特別是高級文官致仕時或致仕后，皇帝還往往特賜錢物，這也是致仕文官生活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咸平四年五月，時翰林士、吏部郎中知制浩朱昂致仕，宋真宗不僅下詔“可給全俸”，還賜銀200兩、帛300匹，并給歸鄉(xiāng)釋券。元豐年間，曾任參知政事的元絳告老還鄉(xiāng)，宋神宗賜他白金千兩。平時，每遇大禮、皇帝登基及慶壽等重大活動時，恩及百官，除為致仕官晉升官資外，還賞賜禮物。逢年過節(jié)，則詔令各州縣為當地的致仕官送羊、酒、粟、帛等。少數官員居住在京師，皇帝還特賜生日禮物等。宋代武將品階既低（武將之首三衙長官不過正五品），又頗不受皇帝重視，由皇帝賞賜的其他額外收入很少，所以宋代的武將在經濟方面的待遇與文官比起來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甚至在情感上，宋代統(tǒng)治者對其文官的禮遇都是歷朝各代所不曾見的，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清代學者趙翼就有句著名的評論：“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禮遇與優(yōu)給俸祿相結合，培養(yǎng)了宋代文官實踐儒家思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唯恐朝廷的弊政引起被統(tǒng)治階級的反抗。因此，宋代的許多文官都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這種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關注民生加入文官隊伍，為發(fā)展文官制度、支持趙宋政權的統(tǒng)治起了重要作用。正所謂“國朝之待臣甚厚，養(yǎng)吏甚優(yōu)，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樂于為用，蓋以有養(yǎng)其身而因其心也”。趙翼也稱：“（宋代）待士大夫可謂厚矣，唯其給賜優(yōu)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于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公式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唯宋末獨多，雖無救于敗亡，要不可謂非養(yǎng)士之報也。”
趙宋王朝一貫實行文治，“以文制武”，厚待文官，使得很多士人都愿意為朝廷效力，于是文官隊伍急劇膨脹。面對如此龐雜而又人數眾多的文官隊伍，朝廷必須擁有一整套關于文官的錄取、任用、考核、獎懲等等的規(guī)范與制度，即文官制度。宋代文官人數多、水平高，又竭盡全力地為朝廷服務，這又反過來促進文官制度的進一步改進與完善。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最終促使宋代文官制度獲得了充分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文官政府的新時代。
(作者：劉洋 責任編輯：郭雙) 【回到頂部】 【返回上頁】 【關閉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