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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宋四大書家中，黃庭堅與蘇軾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后人也常將二人合稱為“蘇黃”。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出生于一個家學淵博的世家，父親為著名詩人，與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都有交往。他自小聰慧過人，一生坎坷，幾遭貶謫，顛沛流離，困頓不堪，這與他剛正不阿、恥于趨炎附勢的文人品格有關(guān)。然而，他在逆境中百折不撓、愈挫愈堅，不斷煥發(fā)出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活力。 
    《宋史·文苑傳》稱“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他則評價自己說：“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舜欽）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 
    黃庭堅5歲就已把五經(jīng)倒背如流，有一天，他奇怪地問老師：“不是有六經(jīng)嗎？為啥我只讀了五經(jīng)？”老師說：“你還小，《春秋》一經(jīng)深奧難懂，你就不必讀了。”黃庭堅回答說：“既然都是經(jīng)，為什么不讀呢？”于是，他便找來《春秋》開始誦讀，一個晚上被母親熄了3次燈還不肯睡覺。10天后，他竟一字不漏地把《春秋》背給老師聽。老師大為驚異，連夸：“神童！神童！”黃庭堅一夜三點燈的故事也就成了美談。 
    黃庭堅善于學習、勇于創(chuàng)新，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獨立門戶，自成一體，被稱為“山谷體”，對當時及后世詩歌都有極大影響。嘉祐八年（1063年），黃庭堅赴京應(yīng)試，在待榜期間，朋友都哄傳他拔得頭籌，于是同舍擺酒慶賀�？删驮谶@時，有人從門外大喊著闖進來報告。原來，真正考上的只有孫升和另外兩個人，黃庭堅和其他人名落孫山。得知此情，有人哭，有人笑，也有人跑出去，只有他神色自若，飲酒如常，而且酒后同孫升結(jié)伴看榜，與平時無異。 
    黃庭堅當時只有18歲。小小年紀，黃庭堅便如此坦然和灑脫。這種非凡的自信源于幼年，且根深蒂固，所以不僅使他對初考落第不以為意，更重要的是還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黃庭堅與蘇軾的友誼要從熙寧五年（1072年）說起。當時，蘇軾拜訪了黃庭堅的岳父孫覺，孫覺將黃庭堅的詩文交給蘇軾觀看。蘇軾一見，悚然動容，驚為“天人”，說：“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孫覺見得到蘇大學士的贊揚，就忙請他向士人推薦，以助黃庭堅揚名。蘇軾笑道：“你這女婿如精金美玉，不近于人而人急于近之。將來他必為盛名所累，想逃名都逃不及，哪用得著我來為他揚名！但是，若以文觀人，他將來必定恃才傲物，怕是為世俗所不能容。” 
    到了1078年，黃庭堅給蘇軾寫了封信，表示仰慕之意，并呈詩二首。蘇軾當即復信，贊美他的詩“托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后來兩人見面，相見恨晚，結(jié)下終生友誼。后來，黃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俱游于蘇軾門下，被人稱為“蘇門四學士”。此后幾年，黃庭堅經(jīng)常和蘇軾在一起談詩說書，這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黃庭堅存世至今的書法作品有120余幅。論者常將其書法分為三類。一類為大字行楷書，筆法凝練沉雄，多一波三折之處，幾乎每字都有一些伸展夸張，和刻意收斂的筆畫形成鮮明對比，表現(xiàn)為中宮收緊而四周放達的結(jié)字特色，筆法精致，取勢欹側(cè)，風格獨特，如《松風閣詩帖》《經(jīng)伏波神祠》《砥柱銘》等。一類為手札小行書，筆法細致入微，布局平實從容，承晉唐遺風，取諸家法而博采眾長，如《致無咎通判尺牘》《元明梁縣尉帖》《惟清道人帖》等。一類為大草，是其書法成就最奇?zhèn)�、最突出，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書體，深得懷素《自敘帖》筆法，極大地彰顯出書法藝術(shù)所獨有的線條空間組合的無窮魅力。草書是書法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看似自由灑脫，實則草法和結(jié)字都有嚴格規(guī)約，非積學深厚、天資出眾者不能為，僅以北宋四大書家而論，其他三位均不擅長草書。黃庭堅草書筆法精微，草法純熟，章法錯落，下筆飛動，起伏跌宕，超邁神奇，在書法史上光彩奪目，如《諸上座帖》《李白憶舊游詩卷》《廉頗藺相如傳》等。后世學草書者很少有不效仿、不借鑒其大草的。 
    除數(shù)量眾多的書作傳世外，黃庭堅還是一位卓越的書學理論家、思想家。他留下的書論有數(shù)百篇、數(shù)萬言，涉及面之廣和探究之深在書法史上極為罕見。其書學思想重視一個“法”字、強調(diào)一個“韻”字、崇尚一個“意”字、厭惡一個“俗”字，最終自成一家之法。 
    黃庭堅書法風格的獨特自然經(jīng)歷了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他汲取魏晉及唐代諸家的營養(yǎng)作為基礎(chǔ)，又受周越、蘇軾等人影響，楷書受焦山殘碑《瘞鶴銘》書體的啟發(fā)。最為重要的當源自其個人的超凡才能和深厚的文化修為以及不隨人后、自成一家的思想。 
    黃庭堅書法藝術(shù)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恒久的，不僅在宋、元、明、清不乏繼承者，更有現(xiàn)當代人追捧的明證。文章開頭所講述的《砥柱銘》被天價拍賣的事情，可以說把黃庭堅乃至中國古代書法在現(xiàn)代的價值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黃庭堅的書法楷、行、草三體皆佳，行書遒勁奇特，草書雄放蒼勁、瑰奇飛動�！对フ孪壬鷤鳌贩Q其“草書尤奇?zhèn)�，堅沒后人爭購其字，一紙千金”。宋徽宗曾說：“黃書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鉗上下，無不自如。”在中國書法史上，能使一種書體流傳下來并成為后世的楷模已很難得，而在多種書體上均有非凡創(chuàng)舉并以個人名字成就為高峰的，在黃庭堅之前僅有王羲之、顏真卿等少數(shù)幾人。若加上詩、詞、文以及書學思想諸多方面的成就，則稱黃庭堅為“千古一人”似乎并不為過，“文化巨匠”的稱號自然更是當之無愧。 
    米芾：一代書癡 
    在中國翰園的狀元橋下，立著一尊北宋書法家米芾拜石的銅像，每日都引得眾多游客合影留念。 
    在宋代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米芾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米芾字元章，號鹿門居士、襄陽漫士、海岳外史，北宋著名書畫家、鑒賞家。祖籍太原，后遷居襄陽，人稱“米襄陽”。宣和年間為徽宗趙佶召為書畫學博士。米芾能詩擅文，書畫尤具功力。篆、隸、行、草、楷各體皆能，行草造詣尤高。米芾自稱學過各家各派，但從其作品觀之，得王獻之、釋智永二家最多。其書淋漓痛快、雋雅奇變，晚年書藝已達爐火純青之境。 
    米芾對書法的分布、結(jié)構(gòu)、用筆，有著他獨到的體會。要求“穩(wěn)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姜夔所記的“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變化中達到統(tǒng)一，把裹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等對立因素融合起來，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澤、風神俱全，猶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視整體氣韻，兼顧細節(jié)的完美，在書寫過程中匠心獨運、別出心裁。 
    張曉林告訴記者，米芾天資聰穎、恃才傲物，十分崇尚自然隨意、無拘無束的生活。他的性格決定了他應(yīng)是一個情緒型和藝術(shù)氣質(zhì)極強的藝術(shù)家。然而，這樣一個人不可能見容于當時的社會，他內(nèi)心充滿痛苦與掙扎，最終選擇了用表面的癲狂應(yīng)對這個社會，從而保存自己的天性。因此，他穿唐人衣冠，效晉人風度，招搖過市，裝瘋弄癲，以這種方式表現(xiàn)出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 
    米芾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癖好，就是愛石，簡直到了如癡如癲、無以復加的程度。作為石癡，他因整日醉心于品賞奇石，以致荒廢公務(wù)，多次遭到彈劾，但他仍然迷石如故，毫無悔改之意。一次，他見衙署內(nèi)有一立石十分奇特，高興得大叫起來：“此足以當吾拜。”于是命左右為他換了官衣官帽，米芾手握笏板跪倒便拜，并尊稱此石為“石丈”。 
    至于米芾的癲狂，宋人筆記里更是津津樂道。北宋何薳《春渚紀聞》記載一個故事：有一次，徽宗與蔡京討論書法，召米芾進宮書寫一張大屏，并指御案上的硯可以使用。米芾看中了這方寶硯，寫完之后，他便捧著硯跪在徽宗面前，說這方硯經(jīng)他“污染”后，不能再給皇帝使用了，懇求徽宗把硯賜給他�；兆诖饝�(yīng)了。米芾高興地抱著硯，手舞足蹈起來，然后跑出宮去，弄得滿身是墨�；兆趯Σ叹┱f： “癲名不虛傳也。” 
    不管米芾性格中有癲狂的一面也好，有豪放的一面也好，但對書法藝術(shù)本身，他性格中更多的卻是“癡”的一面。在對古帖的學習方面，米芾更是刻苦到了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步。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說，“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有一好縈之，便不工也”。米芾在《跋秘閣法帖》中進一步自述道：“余無富貴愿，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愿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米芾之于書法，真可謂一“癡”到底了。連死后都愿化作一條蠹魚，暢游在古人前賢的筆札之間。 
    要進入書法藝術(shù)的王國，僅僅“癡迷”是不夠的，還要有科學的學習方法。宋代筆記中說米芾嗜古帖成癖，這在《宣和書譜》中得到印證：“米元章大抵書效王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guī)矩，深得意外之旨。”而對古帖，米芾走出了一條這樣的學書道路：臨仿、集字、刷字。也就是說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化古人書法成就為己所有的基礎(chǔ)上再進行大膽的革新，自成一家。 
    資料顯示，米芾最初的學書方法是“摹拓”。“摹拓”，其實便是覆摹，這樣能達到保存資料以便供自己學習的目的。米芾對古人的摹拓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米芾在《書史》中講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公、章惇、張詢及余于甘露寺凈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入久矣，豈是君書！’余笑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米芾所摹拓的古人作品竟然瞞過了沈括的眼睛，可見他在對古人法帖點畫位置和筆墨技巧的把握上已與古人筆墨精神相統(tǒng)一。